■蔣璟璟

　　7月末，貴州、山東前省長同時加盟中國重汽擔任獨立董事轟動資本市場，使“高官獨董”問題再度引發社會關注。記者梳理目前A股市值前十大公司，在其48位獨立董事中有7名為退休高官，占比約15%。如果包括有普通政府官員背景的，這一比例會更高。

　　退休高官、上市公司，兩者曖昧“結合”，一貫令人浮想聯翩。當然，理解“卸任高官任獨董”，還可以有著更為細致的歸因視角。必須正視的是，一些官員權力源于公職，卻能超越公職存在。由此導致，明規則秩序之外，還存在另一套由個體能量、私人關系等支撐起的隱性秩序——在很多人看來，企業拉攏退休高官，恰是為了強化自身對隱性秩序的掌控力，從而獲取更多額外利益。

　　訴諸于“權力掮客”自立自強的邏輯，總歸與市場所標榜自潔自律、磊落競爭的企業家精神背道而馳?，F代商業道德演化至今，那種暗地操作、捆綁權貴的寄生式企業，早為主流價值體系所不屑。卻不想，仍有那么多大型公司，陶醉其中。一方面，是一些退休高官在不菲的傭金前淡定不再；另一方面，則是諸多企業，無意充當透明市場的建構者，反倒樂于維系、強化那種隱秘的地下秩序。其最終定然會將營商行為，推向“公關”成本畸高、不確定性劇增的非文明軌道。

　　現實如斯，痛呼急陳者可謂多矣。但惟有充分研判“推行難度”，再討論所謂“對策”方可具備實際意義。其實，就扭轉退休高官和上市公司的聯姻態勢而言，從“雇主”一方切入著手改革，或許更具可行性。比如，出臺新規，進一步壓縮上市公司可雇傭退休高官擔任“獨董的人數；再比如，強化對“獨董”履行本職（關注中小股東合法權益不受損害）情況的評估力度等等。

　　事實上，聘任退休高官擔任“獨董”，已然悖逆了“獨董”角色所應發揮的獨立判斷與監督守望功能。面對這一現象，無論是企業內部成員，亦或是市場管理方，以及公權體系的組織者，顯然都難逃糾偏之責。